新中国成立前的宜昌交通

新中国成立前的宜昌交通

　　    宜昌自古以长江为对外主要通道，陆路交通闭塞。春秋战国时代，古夷陵为“控楚蜀之交带，当水陆之要冲”的军事要塞。公元33年(东汉建武九年)，称帝于四川的公孙述派大军乘排筏出三峡占领夷陵、夷道(今宜都)等城，在荆门山与虎牙山之间(古之西塞，即古江关)架浮桥斗楼、立柱断水，结营山上，以拒汉军。公元35年(东汉建武十一年)春，汉光武帝刘秀遣吴汉及刘隆、减宫、刘歆等三将，发荆州兵六万，与岑彭会荆门，公孙述部全军覆没。三国时，刘备为报东吴袭杀关羽之仇，于公元222年(章武二年)发动吴蜀夷陵之战。蜀军水陆并举，自巫山至夷陵，主力直抵虎亭。吴大将陆逊一举火烧蜀军40多个营寨，蜀军大败。从东汉到唐代900年间，夷陵一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有18次。此后，元世祖派大将阿里海牙戍守夷陵。明末李白成、张献忠、罗汝才等，清代白莲教起义军、太平天国起义军都曾多次攻占宜昌。宜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交通要塞。

　　 宜昌水运源远流长，河流众多，有着天然的航运条件。长江自西向东，流经辖区秭归、宜昌、宜都、枝江四县(市)，境内全长232公里。清江系鄂西南水路运输线，上通恩施，穿越长阳县境，于宜都市陆城泻入长江，境内全长186．5公里。还有香溪河、沮漳河等中小河流贯通腹地，形成纵横交错的航运水系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就有“汉江浮浮，武夫滔滔”的记载。清江、沮漳河流域便已开始舟辑之利。西汉时期，川粮通过长江水路调运入楚。隋以后，川鄂间物资交流频繁，川鄂水运出现了上至巴蜀，下达东吴的“万里船”、“万斛船”(一斛相当于十升)。清代滇铜、黔铅均沿水道经宜转京。太平军占领武汉后，“川盐济鄂”也都是由水道而来。1876年， 《中英烟台条约》把宜昌辟为商埠，设立海关。次年，英商立德乐洋行“彝陵轮”抵至宜昌。接着各列强船舶蜂拥而至，长江航运被外轮所垄断。直至1943年1月，国家收回内河航运权后，才结束了列强对长江航运的垄断历史。新中国成立前除民生等华轮公司在宜昌、宜都经营轮船外，地方水运全靠木帆船。3000余只木帆船仅有零星几座码头，港口设备简陋，破烂不堪。仅以宜昌港为例，1949年，码头岸线全长10．5公里，有5只趸船，1台改装的浮吊，年货物吞吐量4万余吨，旅客通过量15万人次。广大船民过着“三尺白布四两麻，手扒石头脚蹬沙，船没人亡知何处，终年飘泊舟为家”的辛酸生活。

　　 新中国成立前，宜昌地区因地势险要，祟山峻岭，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，陆路交通发展缓慢。春秋战国时的秦楚大道(咸阳——南阳——襄阳——荆州——湖南)有一条西线，即从楚都郢(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纪南城)通往夷陵。从夷陵经秭归可通四川的巫山(楚巫山郡治)，称峡路。《后汉书·藏宫传》载：“藏宫与岑彭等破荆门，别至垂鹊山，通道出秭归，至江州。”可见，荆门(今宜昌市境内)、秭归至江州间已有陆路可行。公元222年(章武二年)刘备伐吴，在虎亭大江南岸，“缘山载岭”，修筑道路。夷陵一战，刘备大败，释人自担烧挠断路，仅得人白帝城。到了唐代，邮驿得到空前发展。据杜佑《通典》载，夷陵通往四方的释道东至江陵，西至巴东，北至襄阳，东南到巴陵(今湖南岳阳)，西南到清江(今湖北恩施)，陆路可达东京(洛阳)、西京(长安)。欧阳修《夷陵县至喜堂记》记载：“然夷陵之辟，陆走荆门、襄阳到京师二十有八驿。”清末至民国时期，宜昌陆路交通在原释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宜昌为中心，向毗邻地区延伸的骡马大道和人行道的运输网。直至20世纪30年代，辖区内仅有一条1934年在原川汉铁路路基上修建的汉口至宜昌公路，境内全长109．5公里，且到处是急待抢修的危桥，坑槽遍布，杂草丛生，时通时阻，行车寥寥无几。其交通工具除宜昌300余辆人力车外，其它地域均处于畜力驮运和人力肩挑背驮的原始状态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岁月里，脚夫们世世代代挣扎在九死一生的险恶运输线上。 “扁担背篓加打杵，天梯石栈相勾连”，“沟死沟埋，路死路埋，野狗就是活棺材”。这些凄凉的歌谣,泣诉着他们的悲惨生活。

　　 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以轮船、汽车、火车、飞机为标志的现代交通运输，除轮船和汽车分别于19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宜昌兴起外，铁路和航空不是半路天折就是县花现。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—1916年(民国5年)，经历10年，耗资804万元的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，虽已铺筑宜昌至晓溪塔7．5公里的轨道，但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，经济衰退，加之列强乘机掠夺，民国政府以借款困难，工程艰巨为由，川汉铁路宣告破产。1931年(民国20年)，中国航空公司在宜昌设立“宜昌航空事务所”，设水上飞机场。抗战爆发后，水上机场关闭；1941年，日军强征万名民夫，先后在宜昌县土门垭和当阳县修建飞机场。1945年8月，日军投降，两处机场关闭。新中国成立以前，居住在峡江沿岸和鄂西山区勤劳勇敢的宜昌人民，世世代代征服自然，建码头，凿航道，修纤道，辟山径，为宜昌交通运输的发展艰难行进；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，列强入侵，航运兴起，长江内河航运权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垄断，民族资产阶级步履艰难；灾荒和战争对交通设施破坏严重；生产力水平低下，港埠设施简陋，运输工具落后，大量依靠的是木船和人、畜力运输，工人们过着“双双草鞋磨断骨，声声号子音凄凉，肩头压满紫血泡，杠子两头都磨光\'的悲惨辛酸的生活。